一
我高中毕业那会儿，正处于“文革”期间，国家号召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红旗猎猎、人声鼎沸的离别喧嚣中，我和几十个年轻人一同被一辆敞篷大卡车运送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山沟沟里。从此，我步入了社会，开始了追逐梦想的旅程。
那一天，我被学校安排接受延边州广播电台的现场采访，代表延吉市的全体高中毕业生表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实话实说，没过多久，我的内心就开始为自己的承诺反悔了，因为我实在难以适应农村的生产劳动，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近3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铲地，常常被农民落下两三陇；割黄豆，曾险些把手指削掉；还没迈进沤肥池的门，就哇哇地呕吐；最残酷的是赤脚 到结着薄冰的水田里插秧，即使是“大姨妈”造访的日子也不例外；最恐怖的当属大雪天驾着牛车往山上运送农家肥，卸车的时候，我瘦小的躯体常常被高高地吊在 车辕上“打秋千”；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每天清晨和同伴抬着铁桶挨家挨户地去收尿……
这种现实对于每一个来自城市的孩子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没过多久，有的就三天两头地找理由不出工了，有的靠着门路回城泡病号去了，还有的索性或嫁或娶当地农民，过起了家庭小日子：起码可以少吃点苦头，寻得一些庇护啊！
我是怎么想的呢？咬紧牙关，好好表现，早日逃离农村！因为那时每年有少量的招工指标和保送上大学的名额，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贫下中农的推荐。
我们集体户总共12个人，8男4女。年底结算的时候，我的工分数遥遥居全集体户之首，赚到了可观的68元钱。因此也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被鉴定为“虚心接受再教育”。
生产劳动之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给生产队写宣传稿和黑板报，后来还自编自刻和自印宣传简报。这不仅让贫下中农对我更加刮目相看，同时还得到了大队，乃 至公社相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开始的时候，常常被他们安排代表知青在一些会议上发言，后来曾先后被选派进驻县委知青先进事迹采写组和到县委优秀知青学习班 参加学习，让我获得了难得的写作实践和提高思想水平的机会。
1977年，“文革”结束，国家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得以恢复。我懵里懵懂地参加了高考，凭借自己的实力，一举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也顺利终结了我觉得一生都无法适应的农村生产劳动。
遥想当年，这段经历常常让我痛苦不堪，甚至是绝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历的积累，我越来越觉得那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1！首先，磨砺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让我懂得了珍惜，努力去把生活中的平常变成机会。
二
1977年高考，那叫一个壮观！十年的考生汇聚在一起，考生与录取的比例为100：1。我很幸运！第一志愿被延边大学中文系录取。
当年，延边大学的录取线是181分，我的总分为217，而语文成绩就占了75分。至今，我还常常窃喜，感谢自己能够在艰苦的农村劳动之余，能够在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没有放弃内心的追求。
延边大学77级中文系共36名同学，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只有19岁。年龄大些的同学，有的来自县委宣传部，有的来自报社，甚至有的已经是小有名气 的作家了。他们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书籍，他们的嘴里常常吐出的“卧薪尝胆”、“西施效颦”等成语，于我便是天方夜谭了。当时我22岁，年 龄相仿或比我小的同学，或父母是文化人，或者来自干部家庭。从物质到精神，他们的身上都散发或洋溢着一种优越感。没过过久，我就被笼罩在了“丑小鸭”的阴 影中。
而最最让我受刺激的是来自于老师的一次作业讲评。一天，现代汉语老师走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刷刷地写出四个句子。嚯，全是我的！当时心里美极了。可等到老师讲评起来，我却一下子傻掉了，原来全是典型的问题句型。
尽管老师没有说出它们的具体出处，也没有同学知道这些病句都来自于我的作业，但我的内心还是遭受了空前的重创，仅存的一点自信也荡然无存。
怎么办？在泪水和沮丧中我看清了自己的唯一出路：笨鸟先飞！从此，我不断告诫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
四年之后，到了毕业离校的时候，我荣幸地成为班上专业课全优生里面的唯一女生。
大学四年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样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付出的是努力和勤奋，收获的一定是硕大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