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那年，是一个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当一名旁听生。
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块钱（也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带着自己攒的几本电影书，毅然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电影学院旁边的北影厂招待所里，一个床位，每月450元。
当时电影学院的拉片室，拉一部电影要六个小时，一个小时三元，共18元。学校最便宜的盒饭六七元一份。为了拉片，我把一份盒饭分成两顿吃，中午一半，晚上一半。
旁听的第一年，我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不让复印的，手抄——抄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旁听的第二年，老师介绍我写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我可以坦然地承认，那真的是一部很烂的电视剧，但那时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有写过的烂片，曾经都是我珍惜的机会，被人唾骂亦无怨无悔，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为何会用你？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
每一个机会我从不轻视，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最大才能和最大心血去写的。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辛苦。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打电话劈头盖脸来骂你，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回去写。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有时压力太大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哭，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着雪，哭完了，回去继续写。真的是生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是第一位的。
后来写过一次主旋律题材，一个部队老编剧说：“我们写剧本，条条框框、修修改改更是数不胜数，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并不能总接到剧本，总得活吧，好多年给杂志写时尚文章，采访明星。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一起约稿、一起截稿，也就是说，四五家杂志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到不可思议。最要命的是，内心的理想和现实工作的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一遍，觉得自己烂掉了，写废掉了。心里最苦的时候，手心肿胀，有两倍厚。
刚出道的时候，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我接的每一单工作，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2006年，考研第三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2007年，写李少红导演版《红楼梦》电视剧；2008年，写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09年，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撒娇女人最好命》；2010年，写舞剧《金瓶梅》；2011年，写话剧《北京我爱你》；2012年，和张一白导演合作；2013年，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但是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从写字到做人，衷心感激。
刚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十年以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也许有人觉得我是在晒优越感，显摆自己混得好，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早几年回家就发现了，其实老家的很多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刚工作，家里就给买房、买车、结婚，平时回家吃饭，孩子爸妈带，挣的钱就是纯积蓄。放假出国，平时淘宝，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
也许，我选了这条路，有时真的很难去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当然会内疚、会难过、会自责。但是，我喜欢做这份工作，做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