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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一名旁听生到电影学院研究生我的励志之路

作者:admin  时间:2015-02-15 12:45

我20岁那年,是一个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当一名旁听生。
 
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块钱(也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带着自己攒的几本电影书,毅然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电影学院旁边的北影厂招待所里,一个床位,每月450元。
 
当时电影学院的拉片室,拉一部电影要六个小时,一个小时三元,共18元。学校最便宜的盒饭六七元一份。为了拉片,我把一份盒饭分成两顿吃,中午一半,晚上一半。
 
旁听的第一年,我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不让复印的,手抄——抄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旁听的第二年,老师介绍我写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我可以坦然地承认,那真的是一部很烂的电视剧,但那时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有写过的烂片,曾经都是我珍惜的机会,被人唾骂亦无怨无悔,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为何会用你?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
 
每一个机会我从不轻视,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最大才能和最大心血去写的。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辛苦。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打电话劈头盖脸来骂你,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回去写。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有时压力太大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哭,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着雪,哭完了,回去继续写。真的是生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是第一位的。
 
后来写过一次主旋律题材,一个部队老编剧说:“我们写剧本,条条框框、修修改改更是数不胜数,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并不能总接到剧本,总得活吧,好多年给杂志写时尚文章,采访明星。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一起约稿、一起截稿,也就是说,四五家杂志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到不可思议。最要命的是,内心的理想和现实工作的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一遍,觉得自己烂掉了,写废掉了。心里最苦的时候,手心肿胀,有两倍厚。
 
刚出道的时候,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我接的每一单工作,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2006年,考研第三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2007年,写李少红导演版《红楼梦》电视剧;2008年,写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09年,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撒娇女人最好命》;2010年,写舞剧《金瓶梅》;2011年,写话剧《北京我爱你》;2012年,和张一白导演合作;2013年,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但是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从写字到做人,衷心感激。
 
刚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十年以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也许有人觉得我是在晒优越感,显摆自己混得好,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早几年回家就发现了,其实老家的很多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刚工作,家里就给买房、买车、结婚,平时回家吃饭,孩子爸妈带,挣的钱就是纯积蓄。放假出国,平时淘宝,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
 
也许,我选了这条路,有时真的很难去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当然会内疚、会难过、会自责。但是,我喜欢做这份工作,做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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